英雄的人英雄的城市(英雄的城市不服周)

导读

疫情肆虐月余,这是一场同时间赛跑、与病魔较量的“武汉保卫战”“湖北保卫战”,是对中华民族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。“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,有全国、有大家的支持,武汉肯定能过关。”在“战疫”关键时刻,84岁的钟南山院士含泪放言。

英雄的城市,必有英雄的举动、英雄的人民、英雄的历史。而英雄城市的背后,也必定深藏着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坚忍不拔的文明基因。

“愿忠魂常镇荆湖,护持江汉雄风”

武汉号称“百湖之市”。近年来,武汉每以“大江大湖大武汉”为城市荣耀。其实,武汉今天的湖泊,少了很多,也小了很多。位于武昌的沙湖,现在的面积不足历史上的十分之一,原本浩瀚的沙湖之滨,有很多伸向陆地的突触,方言称之为“咀”,也作“嘴”。“岳家嘴”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。

为什么叫岳家嘴?有学者研究认为,这里曾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屯驻和操练水军的地方。公元1134年,岳飞率岳家军首次北伐,收复襄汉六郡,驻节鄂州(即今天武昌),以这里为军事大本营。直至1140年,岳飞最后一次北伐,大败金军,兵临开封,却遭奸臣构陷,受诏撤军,留下千古遗恨。

在武昌驻守7年时间,经历过抗金战役大小无数,岳飞的英雄故事大都与武昌相联系。今日武汉三镇,留下了许多百姓缅怀与崇敬英雄的遗迹。

“何日请缨提锐旅,一鞭直渡清河洛。却归来,再续汉阳游,骑黄鹤。”这是岳飞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中的豪迈诗句,是他初入武昌时所作。今天,武汉黄鹤楼公园里有一座岳飞亭和一尊岳飞铜像。岳飞像的背后,就刻着这首词,还有“岳家军大战金兀术”浮雕、“还我河山”石刻,常引游客驻足观瞻。

据记载,岳飞亭始于1937年为激励民众抗日斗志而建,至1980年代重修。岳飞亭有长幅楹联:“撼山抑何易,撼军抑何难,愿忠魂常镇荆湖,护持江汉雄风,大业先从三户起;文官不爱钱,武官不怕死,奉谠论复兴家国,留得乾坤正气,新猷端自四维张。”正是这位民族英雄一生忠肝赤胆的写照。

岳飞最终没能“直抵黄龙府”,也未能“再续汉阳游”,空将一腔报国志化为“潇潇雨歇”。然而,他“精忠报国”的遗志却成为武汉这座城市世代传承的力量。

在武昌东湖风景区南侧,有一座翠绿的小山,状如伏虎,静卧闹市。老武汉人都知道,伏虎山上,有多位辛亥志士长眠于此:刘公、蓝天蔚、蔡济民、刘静庵、孙武、吴兆麟……曾经叱咤风云的豪杰们在这静寂山中沉睡安息。

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,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,吹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号角。这是一场血与火的斗争,无数英雄为之抛头颅洒热血。蔡济民就是其中之一。武昌首义成功后,蔡济民主持军政府决策机构谋略处,掌管军政大事,被称为首义“大总管”。阳夏战争中,蔡济民伴随总司令黄兴左右,每战必亲往督阵,黄兴称之为“鄂中军人之巨擘”。1919年1月28日,蔡济民在湖北利川被川军杀害,年仅33岁。

首义之城,更多是无名英雄处处埋忠骨。位于汉口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,园中有6座无名英雄墓,武汉人称之为“六大堆”。6座大冢,埋葬着阳夏保卫战汉口战役中牺牲的4000多名无名烈士。

首义枪声打响后,清王朝极度惊惧,急调巡洋舰队和长江水师赶赴武汉,镇压起义,妄图夺回武昌。起义军民同仇敌忾,以3万未经训练之众,在汉口英勇抗击,打响阳夏保卫战。“官佐身先士卒,士兵浴血奋战,工农士商手执利器,亦拼死沙场”。各地敢死队、义勇军、学生军等也纷纷赶来支援。

从1911年10月18日出战汉口,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,起义军民激战41天,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,7000多名革命军官兵在汉口阵亡,2000多人在汉阳阵亡。然而,阳夏保卫战极大牵制了清军反扑革命军的主力,为各省独立、脱离清廷统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在革命军与清军奋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全国十多个省先后宣布独立,关内只剩4省效忠清廷。

英雄之城的英雄精神,自此永难磨灭。首义烈士陵园里,正中耸立着一座高达10米的汉白玉大理石“辛亥首义烈士纪念碑”,镌有辛亥老人喻育之1985年撰写的碑文:“河山浩气,星芒失色,英勇悲壮,光炳日月,令树旌碑,永志忠烈。”

与灾难搏斗上千年

武汉能够成为首义之城,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。两江三镇、九省通衢,早在明朝时期,这里便凭借水陆交通的便利,成为商贸流通的中心。明末清初,汉口镇即与河南朱仙镇、江西景德镇、广东佛山镇并称“四大名镇”。到辛亥革命前夕,已有“东方芝加哥”的美誉。

而在岳飞屯兵武昌的时候,汉口并不存在,武昌也叫做鄂州。“鄂州”之前,其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,孙权在此筑夏口城,后来名扬天下的黄鹤楼,就是夏口的军事瞭望台。唐宋之后,中国经济重心南移,这里有龟蛇锁江、扼水陆之要,交通枢纽地位日显。

根据历史研究,明朝成化年间,自北而来的汉水连发洪水,使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入江河道,连续溃决,最后一决而下,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改道,在武昌对面的龟山北面,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入江口。汉水入江河道的稳定,为现代武汉两江三镇格局打下了自然基础。“大汉口”自此成了东南西北舟楫帆舻聚散之地,港埠日兴,商贾群集,其生长之势如江边荻芦,一发而不可收。

可以说,武汉成于水,兴于江。然而,正是由于两江交汇的特殊地位,武汉三镇一直以来饱受洪水泛滥之苦。武汉的历史,便是一部与洪水相争的艰难史,一部与灾难搏斗的英雄史。

在汉口汉江与长江交汇之处,有一座龙王庙,是武汉人战天斗地的历史见证。今天这里已是一处市民亲水游乐的公园,公园内一组百余米长的“武汉1998年抗洪图”浮雕,每每将人们带回22年前那一场声势滔天的斗争中。

1998年夏天,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,先后出现8次洪峰,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、鄱阳湖的水位,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记录,九江告急、荆州告急、武汉告急……从7月初开始,武汉关水位持续上涨,汛情跳涨之猛,在武汉防洪史上罕见。8月20日,武汉关水位达到29.43米,逼近历史最高,一江洪水“悬”于700万武汉人头顶之上。

在最危险的时刻,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投入抗洪抢险,30多万人紧急驰援。受洪水威胁最大的湖北省,200多万军民日夜严防死守,他们在最危险地段树起了2000多块“生死牌”,在历次抢险中立下了5000多张“军令状”……

龙王庙公园“武汉1998年抗洪图”浮雕中,就有一幅记载着“生死牌”的故事:那年夏天,一块一米多宽的黑板,上面贴一张粉红色宣传纸,立在了武汉龙王庙闸口,“生死牌”三个红色大字和“誓与大堤共存亡”的誓词鲜艳夺目,誓词下面,是16个急匆匆写上的名字。他们是16位共产党员,16位普通的武汉市民。

作为百万军民抗洪精神的象征,满腔豪情下匆匆草就的“生死牌”,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,不仅化身为武汉城市精神的符号,更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文明韧性的生动教材。每当回看“生死牌”,总让人眼前浮现当年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的壮阔场景,耳畔犹响严防死守、人在堤在的激昂誓言;也总会让人感慨,有这种无谓生死、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,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?有什么艰难的坎迈不过去?

这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特点,一次次在洪水等各种灾害中经受磨难,又一次次在与灾难的斗争中奋勇向前。据史料记载,自唐以来,武汉遭受长江重大水灾200余次,汉江重大水灾近50次,每次洪水都是“四乡尽成泽国”。1931年,武汉江汉关水位最高冲到28.28米的高位,武汉三镇“堤防尽溃,人畜漂流”“市镇精华,摧毁殆尽”,水淹三镇百余天,汉口闹市汪洋一片,中山路水深四五米,63万人失去家园,3600余人失去生命。

1954年,也是一次全流域大洪水,当年8月18日,武汉关水位上涨到29.73米,较之1931年高出1.45米,是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。那年夏天,武汉几乎全民抗洪,青壮年劳力全部顶上,28万抗洪大军日夜守候在大堤上。历时100天,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终于屈服。

有胆气自可“不服周”

地理位置造就了武汉人的文化性格,赋予武汉市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。历来,人们对武汉人褒贬不一,有说“码头文化”的,有说“市井文化”的,有说“性情暴烈”的,有说“天性率真”的……这与其沟通南北、贯穿东西的通衢属性自是分不开的。

从考古学研究上看,“最早的武汉”——早商时期的盘龙城,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,体现了远古时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融合化。而唐宋之后的“大汉口”,更是四方八处文化汇合的产物。汉口本无“城”,从一片荒滩、竹篱茅舍到负贩络绎、商贾辐辏,靠的就是千帆万桨之所至。

“大码头”造就“大武汉”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一根扁担、一碗热干面是老汉口的形象符号,而粗门大嗓、风风火火也是老武汉人给人的标准印象。这些形象与符号的背后,其实是一幅幅大码头上人声鼎沸、急急匆匆、物贸丰盈的生动场景。也正因为如此,武汉人才既有“市井”“市侩”“汉骂”“夹生”等文化品评,也有“为人直爽”“恩怨分明”等性格特征。

虽然褒贬不一,但“不服周”“不信邪”却是对武汉人的共识。武汉人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元素,为他们建立起强大的自信。武汉人不仅要与洪水作旷日持久的搏斗,还要年年与酷热的炎夏斗争数月,这也带给他们足够的胆气,让他们在即便陆地行舟之时,也能泰然处之。

作家池莉曾写道:“武汉这个城市实在是皮实,也实在是有趣。1931年的洪水扫荡之后一个来月,按说正是喘息之际,武汉市的城市生活却热烈地照常进行。”

“不服周”“不信邪”是武汉人的口头禅,大概是不服气、不甘心的意思。“不服周”的说法,一些学者认为源于两周之时的楚人。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表明,楚人在周代创造的文明堪称辉煌,丝绸、青铜、音乐、哲学等都达到极高的境界。虽然受封为周王室的子爵,但楚人并不服气,于是自封为王。楚人的这种胆气与豪气,在周王室谓之荆蛮,在楚人自己却是一种文化基因,融入了湖北和武汉人的血脉。

1946年7月,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遇害。闻一多主持召开追悼会,面对混入的国民党特务,闻一多拍案而起,满腔悲愤地发表了“最后一次讲演”:“反动派,你看见一个倒下去,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!正义是杀不完的,因为真理永远存在!”“我们不怕死,我们有牺牲的精神!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,前脚跨出大门,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!”

当天下午,闻一多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暗杀。

武汉大学的樱顶广场一侧,有一座闻一多先生塑像,常有青年学子在这里驻足仰望。闻一多是武汉大学的骄傲,也是武汉和湖北的骄傲。他的身上,不仅弥散着这种“不服周”“不信邪”的英雄之气,更张扬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威武不屈的精神气节和文明内核。武汉三镇,这样的英雄像、英雄墓、纪念碑不计其数:九女墩、彭刘杨三烈士像、施洋烈士纪念碑、二七烈士纪念碑、北伐军官兵公墓……

1938年,日军继攻占南京、徐州后,又集结重兵从东、北两个方向进犯武汉。那时的武汉已担当起中国抗战临时首都的重要角色,一时间,“保卫大武汉”的誓言响彻全国。110万将士在鄂豫皖赣为保卫这座伟大的城市而浴血奋战。从6月到10月,大小战斗数百次,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,歼敌25.7万,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。10月,国民政府军决定弃守武汉,武汉市民也抛家弃舍,扶老携幼,转向后方,留下一座空城。

“武汉会战”虽然失败,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,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,从此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。“大武汉”又一次以自己的悲壮换得民族抗战的转机。

当下的抗疫斗争中,尽管不时可以听到半粗半雅、噼哩啪啦的“汉骂”之声,但自救、互助、志愿的声音更加响亮。全国人民再次万众一心、同仇敌忾,千万武汉市民以“禁足”为代价,数万医护人员“逆行”入武汉、入湖北,正以坚定的必胜信心,打一场“武汉保卫战”“湖北保卫战”。

春天已至,油菜花开,荆楚大地正在复苏。武汉胜则湖北胜,湖北胜则全国胜。这场抗疫斗争,再次彰显武汉人的不屈性格,武汉城市的英雄精神,正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、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注解。

来源: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20年第3期

半月谈记者:皮曙初

新媒体编辑:杨建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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